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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11日 】  关闭本窗口

　　编者按：徐悲鸿抗战时期遗落广西的七箱藏画究竟下落何处，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日，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杨益群来函宜兴书画网，针对徐悲鸿广西藏画已归还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说法，提出了不同见解。

    [摘要] 长期以来，围绕徐悲鸿抗战时期遗落在广西七箱藏画的下落，众说纷纭。文章整理有关言论，钩沉线索，认为这七箱画仍然遗落广西，提请广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竭尽全力将这批珍贵国宝寻获。
    [关键词]徐悲鸿；抗战时期；藏画；遗落；广西。

    1944年秋，日军将陷衡阳，桂林告急。徐悲鸿保存在桂林七星岩岩洞长达八年之久的三十多箱藏画分两次先后抢出，其中二十四箱送往重庆妥交徐悲鸿；另七大箱运往广西昭平，虽幸免于战火劫难，但至今却下落不明，众说纷纭。徐悲鸿这七大箱遗画是国家珍贵文物，徐悲鸿遗孀、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长期以来费尽心力查找，未有所获。鉴于本人研究工作的关系，对此颇为关注，本人试图通过“徐悲鸿藏画入藏及抢运过程”、“关于七箱画下落争论的由来”入手，评析关于七箱画下落几种观点的是与非，拨开重重迷雾，提出寻回七箱画的设想，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对寻回遗画有所裨益。
    一、徐悲鸿桂林藏画入藏及抢运过程
    徐悲鸿是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伟大艺术家，“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满怀抗日热情，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感愤慨。正当他倍受国难家难双重夹击愤懑苦闷之际，他深为南国广西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所吸引，于1935年11月2日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之邀，前来广西省府南宁考察，倍受广西当局的特别优待，他也深为广西军民挚热的抗日爱国气氛所感染。在其心目中，广西成为“复兴中国之策源地”、“愿依附明耻教战之帮”（徐悲鸿：《自传之一章》，载《宇宙风》第71—72期，1938年7月16日、8月1日）。从此，广西也便成了“悲鸿生命”。徐悲鸿决心从此将身心融入广西，为完成抗日大业，“永做桂林人”。
    1936年5月21日，徐悲鸿毅然携带一大批所藏书画，由沪起程再下广西。6月2日抵达南宁，被聘为广西省政府顾问，公开支持广西反蒋抗日，发表《白副总司令艳电书后》一文，痛斥蒋介石是“媚日军阀，狼子野心”。从此，徐悲鸿积极投身广西抗日爱国运动，并为振兴广西艺术教育事业殚精竭力，贡献卓著。
    是年10月，广西省会从南宁迁移桂林，徐悲鸿也移居桂林。广西当局为了保险起见，也方便徐悲鸿就近取画的需要，特地选取了桂林七星岩岩洞存放徐悲鸿的藏画和藏书。由其学生张安治和应聘为徐悲鸿图书管理员的廖静文负责管理。廖静文在其著作《徐悲鸿的一生》书中回忆道：“每天，我一清早便去七星岩，帮助徐悲鸿先生整理他的藏书和藏画，他要携带一部分藏书去重庆，供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用。这些书画装在四十多只大木箱里，放在七星岩岩洞中。七星岩岩洞长达两华里，是桂林的胜景，也是最牢固的天然防空洞。广西省政府选取岩洞的一部分，安装了地板和电灯作为仓库，徐悲鸿先生的藏书和藏画都存放在这里。我和他的学生张安治先生作为他的助手，吃力地挪动那沉重的木箱，拂去尘土，撬开生了锈的铁皮和铁钉，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徐悲鸿先生便满怀欢喜地从中捧出一轴一轴的画卷，一摞摞的书籍和图片，仔细地察看有没有折损、发霉、受潮或虫蛀------我小心地、一件一件地从徐悲鸿先生手中接过它们，然后重新整齐地一只一只箱子里。”（《徐悲鸿一生》198—19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8月）。可见，除徐悲鸿和张安治之外，对徐悲鸿的桂林藏画从数目到内容最为了解者应为廖静文。而今，徐悲鸿和张安治两位先生已经作古，廖静文女士尚健在，成为这批藏画的唯一知情者。
    从1943年起，徐悲鸿和廖静文离开桂林到重庆继续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4年秋，长沙失守，衡阳将陷，桂林危急。身处重庆的徐悲鸿急汇一万元嘱张安治速将藏画运往重庆。“但信件几经往返，衡阳已经失守，桂林人心惶惶，火车票已难购得，更谈不到运送行李了。张安治只好挑选了悲鸿的八箱书画（应为七箱，笔者注）运到平乐县去，其余的箱子仍放在七星岩。悲鸿又急如星火地往黄养辉（徐悲鸿的学生，当时在黔桂铁路工作。笔者注）那里发急电，催促他赶快到桂林搬运那些存物------。这时火车已拥挤不堪，车顶上都坐着难民。黄养辉手中缺少运费，他便持悲鸿的信去见李济深先生，李先生慨然拨公款两万元。终于将悲鸿存在桂林七星岩洞中的数十只书画箱运至贵阳存放。”（廖静文：《徐悲鸿一生》271—272页）
    张安治和黄养辉皆为徐悲鸿最可信任的高足，为了求证抢运徐悲鸿桂林藏画一事，在他俩生前，我曾前往拜访过，均得到确证。之后张安治在其《一代画师——忆吾师徐悲鸿》（载《文化史料丛刊》第四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1月）一文中清楚地写道：1944年秋桂林沦陷前夕，“徐先生虽有来信，请桂省政府协助转移他的书物，但当局已自顾不暇，虽屡经交涉，只给了很少一点钱，而船价飞涨，只好和艺师班合雇一船。这样浅水木船载重有限，只能将徐先生的二十余只沉重木箱先运走一半（应为七箱，笔者注），寄存在昭平乡间一位友人的亲戚家中”，“等局势稍稍稳定，我又赶回桂林，准备设法再运全物。这时我才知道徐先生因悉我处有困难，又急电已在黔桂铁路工作的黄养辉，要他来桂协助。但因事前无联系，黄来时只好将留下的十几箱子（应为二十四箱，笔者注）由铁路运往贵阳”，“我在昭平留住月余”，“至十二月重到重庆山城。幸而留存昭平之物在几年战乱中安全无恙”。1985年12月黄养辉在为我所约的《抗战期间我在桂林的美术活动》（后收入我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册，漓江出版社，1995年9月）一文中也清楚的写明抢运藏画的过程：收到徐悲鸿催运桂林藏画电报后，桂林局势十分紧张，已经发出最后一次强迫疏散令，“我们赶到桂林的时候，全市已家家闭门，都已纷纷逃难离去。桂林火车站上，等待抢运的重要物资行李，堆积如山。在当时万分急迫的情况下，我们冒着种种困难与危险，日夜奔走，想方设法”，在李济深的资助帮忙下，“把二十四大箱，重两吨半的书画，在倾盆大雨之中，从七星岩仓库里搬出，叫板车长距离拖到桂林北站。于人海汹涌之中，挤上了火车。历尽转折，终于安全抢运脱险，辗转桂黔，运抵四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抗战时期徐悲鸿藏画出入桂林的全过程，也可以肯定这批藏画的件数，既最初入藏四十多箱（廖静文说），八年间曾取出部分带到重庆和新加坡作教学与展出之用，余下部分则由张安治抢运七箱（张安治说）和由黄养辉抢运二十四箱（黄养辉说），共抢运三十一箱。鉴于廖静文、张安治、黄养辉三人皆为徐悲鸿最为信任的亲人、弟子，又直接参与了这批藏画的保管、抢运工作，故他们的回忆应是最为可信的。
    二、关于七箱画下落争论的由来
    我对徐悲鸿在抗战期间藏于广西七箱画下落的关注，缘于当年我在编辑出版《桂林文化城纪事》一书（1984年11月漓江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徐杰民原载于1980年3月30日《广西日报》的《徐悲鸿在桂林》一文。徐杰民（1910—1987）系广西知名画家，抗战期间在桂林从事抗战教育活动，1938年7、8月起，先后在徐悲鸿创办的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后改为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任教。徐杰民在文中描述了张安治抢运徐悲鸿七箱画，安放在昭平上岸村农民周日胜家中的经过后，便直截了当的指出了七箱画的下落：“日本投降后，我曾写信到昭平打听这七箱画的下落，据说日寇曾经过昭平，七箱画藏在昭平对岸，一水之隔，竟然安然无恙------。1952年，在组织上的关怀下，由专人把这批珍品运到北京。徐悲鸿先生当时还健在，十分高兴。1958年，我去北京参观徐悲鸿纪念馆时，只见十大间陈列室所挂的徐先生的遗作，倒有一半以上是那七大箱所珍藏的！”
    《桂林文化城纪事》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昭平县文化局李兆宗根据徐杰民文中所说，于1986年进行调查，并采访了周日胜的后代周朝斌。周朝斌证实了这七箱画的收藏和保护过程之后说：“抗战结束，我姐夫滕本云卖了家当，从我家里借了二十斤米，一家老小乘一只小船把七箱画运到梧州，再转船运到贵县。然后由火车运往南宁，最后北京派人接运，送回徐悲鸿手中。”（李兆宗：《采写“徐悲鸿的七箱画在昭平”一稿经过》，载1986年《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咨询室主编的《新闻园地》第2期）。
    鉴上说法，大家都认为徐悲鸿存在广西昭平的七箱画已归还徐悲鸿本人，没人再提异议。作为这段历史与文化研究者的我总想对这一结论作出印证。直到1991年7月下旬，当时我正赴京参加学术会议，其间特地抽暇，冒着炎炎烈日前往徐悲鸿纪念馆求见廖静文馆长。当我询及徐杰民所说的昭平所藏七箱画业已妥交徐悲鸿本人一事时，她霍地站起来，轻拍桌子愤怒地说：“全是胡说八道，这七大箱画根本就没有送抵北京。悲鸿在世时公务缠身，也来不及派人追查此事。我至今还在为此事生气呢！”我愕然了。事后，廖馆长在复我的信中还再次强调：“您信中提到的徐先生遗失在广西的七箱画，并无人将画送来北京。而是一位在广西工作的专员发现了一些徐先生遗失的图书，后送来北京，有二三十本，还有一尊铜雕狮子。”廖馆长对七箱画所说的话和复信使我陷入迷团。殊不料，数十年来，这里竟埋着一桩悬案。七箱遗画今何在？为引起世人关注，我曾于1992年12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长文《徐悲鸿七箱藏画今何在？》，产生了较大反响，国内外多家报纸先后转载。
    此后数年，我注意到廖静文曾在不同场合重提此事，坚持上面所述观点。最近一次是2001年5月底在桂林举办《徐悲鸿画展》时她旧话重提，向记者郑重其事披露：“多年前，传闻徐先生战时遗留广西的七大箱画已被送往北京，并交给了徐先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徐悲鸿在世时，因公务缠身，来不及追究此事。而徐先生过世后，她本人多年来为寻找这批画做了很大努力，还专程到北京大学找过当年帮助徐先生藏画的广西人周日胜的后代，但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又强调说：“当年确实有过一位在广西工作的专员发现了一些徐先生遗失的图书，并送到了北京。这些书共有二三十本，但那七箱藏画没有送回”。（载2001年6月1日《香港商报》）
    事隔三年，我们又听到了与廖静文相左的声音。2004年国庆节，宋克君（张安治在桂林的学生，笔者注）在桂林举办个人画展时，接受《桂林日报》记者访问时回忆了当年协助恩师张安治抢运徐悲鸿藏画的经过：“1944年湘桂大撤退，广西艺术馆迁到昭平黄姚------，徐悲鸿来电报给张安治（当时张安治两口子均在桂林），电报上说自己放在桂林的十二箱藏画（藏画、作品、资料、素描），让其设法转移。张安治给馆长欧阳予倩看了电报。欧阳馆长让张找个人帮帮忙。张就叫我同他一道将十二箱画先运至平乐，然后到昭平，再到柳州。记得离开昭平是1944年8月15日，到柳州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来的专车全部运走，运往重庆。前后经过了近两个月才完成此事。此时，我要重回昭平已不可能了”，“只好步行往贵阳方向走”，“12月26日才到重庆的盘溪（中国美术学院所在地）找到徐悲鸿、张安治。记得清楚十二箱画全部运到重庆，没有丢。”（见骆绍刚：《徐悲鸿藏画桂林失踪》，载2005年2月3日新华网《收藏频道》）骆文继续写到：“1952年徐杰民写信给徐悲鸿，告以藏书画的经过和地点。徐悲鸿复信，鄙藏昭平之物，暂予勿动。由此笔者推想，徐先生珍藏并放在广西的名画已经全部运抵重庆”，“其余资料（如图书、雕塑等）则由张安治、徐杰民转移到了昭平，解放后才由专人护送进京交给了徐悲鸿先生，这也正是廖静文说只收到一些书本及资料的原因。主要的名贵作品已经抢运到安全地点，只余资料图书等无关紧要，所以解放后，徐悲鸿写信告诉徐杰民暂予勿动。由此看来，徐悲鸿的珍藏名画早已不在广西了”。
    看了骆绍刚的这篇文章，我对于他的调查与推论不能接受，感到有必要与之相探讨，以正视听。
    三、关于七箱画下落几种说法的是与非
    （一）“未藏昭平”说
    骆文通过宋克君的回忆，说明1944年徐悲鸿的十二箱画全部运抵重庆，没有丢。但是宋克君所说的十二箱并不是徐悲鸿藏画的全部，也只是桂林抢运徐悲鸿藏画箱的一部分。到底是张安治抢救的那一部分，还是黄养辉抢救的那一部分，说不清。箱数和路线与张黄二人的记忆都有出入。我也曾访问过宋克君，最后一次是1992年元旦下午在深圳北方大厦1809室，当时，他应邀来深作画，翻开当年的笔记本，是这样记录宋克君的口述的：“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我和张安治一家从桂林将徐悲鸿十二箱藏画抢运到平乐，接着到昭平，在昭平度过中秋节。以后又将画运到柳州，是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车运出来的，我坐卡车后面，张安治一家坐车头。我帮运到柳州后，由张安治护送到金城江，再由黄养辉运到重庆。此时我拟回昭平，但路已走不通了，辗转到重庆。”按照宋克君的说法，十二箱画曾运到过昭平，然后又转运走了。值得指出的是，从宋克君所说的转运路线，桂林、柳州、昭平基本是个等边三角形距离，桂林在北，昭平在东南，柳州在西南，如果当时抢运的目的地是重庆，大可不必费时耗力绕个大三角，而应如黄养辉所说，由桂林运到柳州转运贵阳。从宋克君前后相隔十多年的两次回忆看还是有出入的。在此，本人毫无责备宋老之意，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在众说纷纭之中寻找的是最合理的部分。因骆文认为，“宋克君是抢运藏画的参与者，应该说可信度高些”，昭平无藏画。但是，前面曾提到的张安治在《一代画师——忆吾师徐悲鸿》文中说将藏画用“浅水木船”运走“寄存在昭平乡间一位友人的亲戚家中”之后，“我在昭平留住月余，因艺师班既无校舍，又无学生”，“徐先生亦曾有信促我去渝，遂在桂林、柳州陷落之前西向贵阳，至十二月重到重庆山城。幸而留存昭平之物在几年战乱中安然无恙”。在抢运这批藏画时，张安治是主要角色，宋克君只是给张安治做助手，所抢救的底细，应该张安治最明了。如果照宋克君说1944年8月徐悲鸿的藏画已运往重庆，那么，何来两年之后的1946年9月18日，张安治在去英国深造之前，不放心徐悲鸿的这批藏画，特地写信给徐杰民作交代：我“将于明春动身先往英伦，一俟交通恢复，即当赴昭平提取存物”。其更准确标明这批藏画的具体地点：“徐师之物存昭平对岸上岸村周日胜家，其侄婿滕班长为陈学人兄之旧部（学人兄近任宾阳县）。”信的上方还特地标明：“计大书箱五件，白铁书箱一件，长画箱一件共七件。”张安治给徐杰民的这封亲笔信在我手中已珍藏二十余年。所以徐悲鸿的一部分藏画藏在昭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藏在昭平的图书资料无关紧要”说
    骆文根据“1952年徐杰民写信给徐悲鸿”，“徐悲鸿复信：鄙藏昭平之物，暂予勿动”。认为徐悲鸿的藏画已运抵重庆继而推断留在昭平的东西无关紧要，徐悲鸿不急于要的东西，便告诉徐杰民暂予勿动。所以解放后送到北京交给徐悲鸿先生的“这也正是廖静文说只收到一些书本及资料的原因”。首先，骆文“1952年徐杰民写信给徐悲鸿”的依据何在？据徐杰民的回忆，1952年由专人把这批藏画送到北京，并没有说他为了这事在1952年与徐悲鸿有过书信来往，也没有说过徐悲鸿在1952年还写信说“暂予勿动”。在徐杰民生前，我访问过他，谈及此事，他拿出徐悲鸿给他的亲笔信，系1947年徐悲鸿所写，信中写道：“目下桂林与汉口之交通是否恢复？鄙藏在昭平之物暂拟不动”。言下之意，徐悲鸿对他藏在昭平的东西十分挂念，担心在交通不便、局势不稳的情况下运输此物不保险，所以才说“暂拟不动”。同时徐悲鸿还用了一个“藏”字，如果徐悲鸿知道那些东西无关紧要，为什么还要藏呢？徐杰民不但向我展示了徐悲鸿的这封亲笔信，还给了我此信的复印件。道听途说是不足以作理论依据的。再者，骆文说：“名画全部运抵重庆，其余资料转移到昭平”。名画和资料何时做的分类，凡是当事者或参与者都没有提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在七星岩岩洞里，负责整理徐悲鸿藏画的是张安治和廖静文，箱子里的内容他们俩最清楚。抢运藏画时，廖静文虽不在桂林，但她对那些箱子里的内容应该是有数的。张安治是直接经手人，在桂林危在旦夕之际，是抢运，无暇顾及分类。更何况，张安治接到徐悲鸿的嘱托，先抢什么，哪些最重要他是最明了的，不可能先抢运走恩师的无足轻重的资料。前面我们从张安治的回忆里知道，他先抢运走一部分，又赶回桂林准备设法再运全物，才知黄养辉将留下的部分由铁路运往贵阳了。因此，“其余资料”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三）“完璧归赵”说
    从徐杰民和周日胜的儿子周朝斌的口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些藏画经过转手最后运到北京，但是很让人费解。
    周朝斌的叙述里说抗战结束，他姐夫卖了家当用小船把七箱画运到梧州，再转船运到贵县，然后由火车运往南宁，最后北京派人接运，时间上他并没有说是哪一年。但从徐杰民的回忆我们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他曾写信到昭平打听过七箱画的下落，而且，正是由于徐杰民给徐悲鸿报过平安，才有徐悲鸿给徐杰民复信说“暂拟不动”，徐杰民告诉我这封信是1947年徐悲鸿复给他的，这就说明，1947年时这些藏画还在昭平。那么周家何时把这些藏画从家里运出？是受谁的指示呢？又把这些交与了什么人呢？
    徐杰民说，1952年，在组织的关怀下，有专人把这批珍品运到北京。那么，1947年至1952年间，这些珍品寄放在哪里呢？他既然接受了张安治的委托，又为徐悲鸿报信，在广西境内和境外的转运他应最为了解。1986年10月，我正在编著《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一书时，收到过原广西文史馆名誉馆员卢汉宗《徐悲鸿在广西》一文，文中提到1952年去北京送东西的人是广西平乐专员公署的专员蒙谷，从廖静文那里也证实，1952年送去那一点点东西的人就是广西平乐的专员蒙谷。既然周家已把藏画运去南宁，1952年为什么不是南宁方面派人送而是平乐派人呢？
    徐杰民说，1958年去北京参观徐悲鸿纪念馆时，十大间陈列室所挂徐先生的遗作倒有一半是那七大箱所珍藏。徐杰民是听纪念馆的人说的，还是曾经看过七箱里的内容呢？
    我与徐杰民交往多年，当1991年我从廖静文那里得知藏画并没有送到北京时，遗憾的是徐杰民已经过世。
    （四）“徐悲鸿七箱画仍遗落广西”说
    这是廖静文说的。自从1991年她亲口对我讲之后我才留意到，十余年来，她在任何场合讲到此事，态度都十分坚决。我觉得她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又是徐悲鸿的这些珍藏的管理者，她最有发言权。1942年，她被徐悲鸿聘为图书管理员之后，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这些书画。1944年她与徐悲鸿结婚后，更是徐悲鸿的得力助手和忠诚伴侣。掌握自己的家当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早已收到这七箱画，她何必数十年如一日的多方打听，费尽心力查找下落呢！不言而喻。
    但是有人会问，既然徐悲鸿很惦记他在广西的藏画，为什么在他去世前，况且1949年以后，局势稳定了，他不去运回藏画呢？廖静文说：“徐悲鸿在世时，因公务缠身，来不及追查此事”。廖静文要找到这些藏画，也是完成徐悲鸿的遗愿。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立即将徐悲鸿的全部作品捐献给了国家。她追寻广西的这批藏画的目的，她表态“将把这七箱画全部捐献给国家”。如此之高尚，难道她说七箱藏画遗落广西的话还要怀疑吗？
    四、关于寻回七箱画之我见
    徐悲鸿遗失在广西的藏画已将近六十年左右，此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尘埃落定，相反，双方各执一端，莫衷一是。骆绍刚《徐悲鸿藏画桂林失踪》一文说“廖静文曾向一记者透露：广西民间还遗落有一大批徐先生的珍贵藏画------这则新闻很快在网上风传，被许多媒体转载。一时间，收藏界、美术界皆认定了广西仍有大批徐悲鸿遗落的名画。”所以该文作者依据线索，走访了宋克君，作了推断，结论是，广西没为徐悲鸿保存过名画，即便保存也是些无关紧要的资料。这篇文章并不能洗脱广西的干系。我认为还是做一点实事，在此也提供一点可资查找之线索。
    徐杰民回忆说：“1952年在组织上的关怀下，由专人把这批珍品运到北京。徐悲鸿先生还健在，十分高兴。”既然是有组织的行动，就一定会有组织的记录，那么请广西有关方面调出挡案，查找1952年的记录，哪个组织，派什么人送去。如果徐悲鸿本人或纪念馆收到此物，出具的证明，拿出来，以洗脱不白之冤。
    如果徐杰民指的“专人”就是广西平乐专员公署的专员蒙谷的这一次进京活动，送去的只有二三十本书和铜雕狮子，他从哪里得到信息说徐悲鸿十分高兴呢。我以为，专员蒙谷进京也不是个人行为，他进京前，会做过一番查找的。送去的这些也是民间搜集的结果。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此之前，七箱画已被打开，剩下并找到的只有一些价值不大之物。第二种可能是1938年8月徐悲鸿曾偕同戏剧家欧阳予倩购了一叶轻舟，从桂林溯江而下昭平、八步（贺县）等地写生留下的遗物，并非七箱里的东西。
    前面已经提过，这七箱画是张安治亲手抢运的，在他出国之际还把此事交代给徐杰民，后来他在国外期间听说“在徐先生任北平艺专校长之后，由在广西工作的老友陈学人大力协助运回北京。当时我已在国外，闻讯也为之欣慰。”（《一代画师》载《文化史料》1983年1月文史资料出版社）。张安治1947至1950年在国外，那么这批藏画从昭平运出来应在1950年前。正因为老友陈学人办的此事，所以他就放心了。联系到前面周日胜的儿子周朝斌说的运送过程，不免得出这样的推断，陈学人是个关键人物。张安治之所以把七箱画藏在周日胜家，是因为周日胜“其侄婿滕班长为陈学人之旧部”的关系。藏画是张安治亲自送去的，周家冒着极大的风险藏匿了许多年，这些藏画不会轻易交给别人的，在张安治不在的情况下，谁最有权利对周家发出指令呢？陈学人。所以，周朝斌说：“我姐夫滕本云（周日胜侄婿滕班长，笔者注）卖了家当------乘一只小船”去送七箱画。
    对于陈学人的了解，是通过徐杰民得到的。翻开我于1986年10月4日访问徐杰民的有关笔记；“张安治和陈学人是南京东南大学时的同学，当年张读该校艺术系，陈学生物系，彼此认识。陈学人也认识徐悲鸿。抗战期间，陈学人在桂林任职中山公园园长（张安治1946年给徐杰民的信，说陈学人任职宾阳，笔者注）。解放后当广西农垦局副局长。现心脏病发，住南宁江滨医院。他是江西人，吴昌硕的同乡。”哎！真可惜，我当时要是知道北京没收到七箱画，我一定会找到陈学人，问个水落石出。在此，本人无意指责陈学人侵吞徐悲鸿的七箱画，而是提供追寻这七箱画下落的一条线索。
    当然，要寻回失物往往比得到一个新的还难。徐悲鸿离世已半个多世纪了，由于不可再生，更显得他遗物的弥足珍贵。他的作品和珍藏件件是国宝。让这些被淹没在历史烟云中的宝贝重见天日，归国家所有并以飨世人。
    徐悲鸿毕生勤奋，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然而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其作品大量流失。1919——1942年间，他曾数度去新加坡随身带去一大批画作，1942年1月下旬，日寇将陷新加坡于战火中，他匆忙登上最后一艘开往印度的大船，留下一大批画作交由新加坡的朋友收藏。据新加坡画家欧阳兴义所说，“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存留徐悲鸿作品最多的地方，甚至比徐悲鸿纪念馆所藏的1200幅还多”，“还未包括他携带到新加坡的千幅作品中未带走的数百幅”，“最使徐悲鸿困扰的是他随身携带的近百箱珍贵艺术品无法带走”，（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22——30页，1999年1月艺术工作室版）。廖静文则认为，当时徐悲鸿还将“四十幅油画遗留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小学内”，“那所小学惧祸”，“不得已将这四十幅油画沉到一个井底”，“那都是他油画中的精品”（《徐悲鸿一生》172页）。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一口枯井，藏画没被毁。
    至于新加坡这批藏画的下落，欧阳兴义于1985年9月17日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的《徐悲鸿藏宝记》中首次认为“1948年徐悲鸿信告黄曼士、韩槐准，将有学生陈晓南自美国经新加坡返国，请韩槐准将藏于愚趣园的物品移存百扇斋黄曼士处”，“1945年陈晓南到新加坡，黄曼士、韩槐准将手中保存下来的几大箱物品交陈晓南带回，今天徐悲鸿纪念馆中为数不少的藏品，就是新加坡炮火下保存下来的”。（此文后收入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43页）此叙述与上面引述过的徐杰民所认为广西七箱藏画已完璧归赵如出一辙。作者在1998年《悲鸿在星洲》一书的编著后记里则加以纠正：“黄曼士等对1949年中国政权的变化持观望态度，并没有把徐悲鸿当年藏宝的全部送还中国” “廖静文1990年1月3日在新加坡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陈晓南只带回三幅油画和几十本书。三幅油画是罗弄泉所藏的女人体和肖像，及徐悲鸿临摹蒲鲁东的《正义与复仇在追赶凶手》”。这归还的三幅油画并非徐悲鸿的油画精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徐悲鸿这批藏画中的精品，不断出现在香港和境外艺术品拍卖行上，其中有的相继拍出了天价，如《奴隶与狮》、《放下你的鞭子》、《珍妮小姐》等，先后在香港拍出5711万元、7128万元、2471万元的高价。
    我之所以要费笔墨谈徐悲鸿遗留新加坡藏画的结局，是想说明徐悲鸿遗留在广西的藏画寻找回来的难度也是很大的。然而，毕竟这批藏画遗留在国内，理应比遗落在新加坡那批寻找相对方便。当年，徐悲鸿携带所有藏画来到广西，是出于对广西人民抗战运动的热情支持，也对广西的艺术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为了寻找徐悲鸿这批珍宝，我们热盼广西有关部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应积极主动协助徐悲鸿纪念馆，争取在廖静文有生之年，将广西七箱遗画查个水落石出，以告慰徐悲鸿在天之灵！ （载《抗战文化研究》第二辑2008年9月出版）

    作者简介：杨益群，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从事抗战文化、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