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鼎华：要写出男子汉气概
——忆陈禄渊先生

周载兼覆

    戚鼎华，1962年生，宜兴丁蜀人。1973年师陈禄渊学习新魏体，历时八年。

    他说写新魏体已近四十年。他给我们的名片上是：“新魏体创始人陈禄渊先生门生 戚鼎华”。他十一岁跟陈禄渊学字。八年后他参军入伍，凭一手新魏体书法，在军营的大熔炉里尽显才艺，写下了值得自豪的人生一页。

    1973年，丁山小学三年级开设毛笔字课，戚鼎华和同学蒋秋吟、蒋秋鸣兄弟俩也开始每天在蒋秋吟父亲经营的店里跟陈禄渊学字。这是丁山的一家印染店，专事在服装等织物上印字。那时陈禄渊没有工作，几乎天天都到店里，需要时为顾客写字再印在织物上，没事就在那喝茶。蒋秋吟父亲擅写楷书，陈禄渊多写新魏体。三个孩子从基本笔划学起，写一张丢一张，并未有很大的兴趣。

    戚鼎华真正跟陈禄渊学字，是到了1975年。戚鼎华父亲戚泰生，时任丁山陶副站革委会主任，这是个工种最差、行业最苦、工资最低的单位，管的是一批“四类分子”、“牛鬼蛇神”。丁蜀镇委副书记梁维生找到戚泰生：“有这么一个人，写写标语好得不得了。家里没经济来源，很可怜。给他点生活费，就当个临时工吧。”工资是十五元。当时陈禄渊七十多岁，又有“历史问题”，其它单位都不要，就这样戚鼎华父亲把他留在了陶副站。陈禄渊见到戚泰生父子，便说：“哦！老戚，原来是你儿子啊！”戚泰生后来对儿子说：“这人不错，你跟他学字，其它的你不要接受。”戚鼎华每天放学后，便到父亲单位做作业，跟着陈禄渊学习书法。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戚鼎华已读中学，学校要写“挑战书”、“应战书”贴在墙上。戚鼎华写的是隶书，陈禄渊说：“写这字没出息。要有出息，就要有男子汉气概。你属虎，要有虎的猛劲。写这种软屁屁的字没意思，我来教你学魏碑。”戚鼎华至今仍保存着一本当时陈禄渊写给他的字帖，精心装裱，奉为至宝，不轻易示人。写的是正楷新魏体，每个笔划转折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陈禄渊当时说：“写字要一步步来。我现在给你写的一笔一划都非常的正。你要写我现在的字还早着呢，没有十年八年你写不出来。”因为陈禄渊平时写的是一种行楷新魏体。陈禄渊说：“新魏体的主要特点是外方内圆”，“写新魏体要掌握上紧下松、左紧右松、中间紧缩、四周放开的原则。”还多次对戚鼎华说：“字是人的外表，作用大得不得了，今后找工作、找对象都能用得上。”听陈禄渊说，他以前学颜体，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魏碑，特别喜欢。他在北魏张猛龙、张黑女的基础上，融合颜体，形成了他现在的新魏体风格。陈禄渊后期新魏体，笔划横细竖粗，竖笔划特别肥实，有明显的颜体特征。戚鼎华自己把新魏体的字形特点比喻为军人的站姿，挺拔，舒展，有凛然之气。

    戚鼎华印象中，陈禄渊性格豪放，不象南方人，说话干脆，嗓音大，还很好听，很有磁性。很开朗，喜欢说笑话，喝酒之后，更是健谈，琴棋书话，无所不通。说的是蜀山口音，偶尔夹几句上海话。有一次大概是中秋节，陈禄渊与夫人来戚鼎华家，见到了陈禄渊夫人，虽已上年纪，仍非常漂亮，肤色白晳，发型很时髦。夫妇间说上海话。

    陈禄渊每天从蜀山到丁山的陶副站，七十来岁的年纪要走廿分钟，戚鼎华父亲考虑他行走不便，家里日子又艰难，因此经常留他到自己家吃饭。陈禄渊喜欢与戚鼎华父亲聊天，两人经常在河边的石桌旁，喝些白酒、啤酒，就些咸蛋、煮烂的蚕豆等。陈禄渊喜欢喝酒，很能喝，但从不多喝。他爱吃面条，在戚鼎华家，黄豆子、小青菜下面条，陈禄渊非常喜欢。陈禄渊抽烟很多，写字时，坐姿很正，戴着近视老花眼镜，左手夹着烟，而烟总烧着他的手指，他才惊觉，这是他写字时的常见动作了。

    平时别人称呼陈禄渊为“老陈”，但在陶副站，喊他“老右”、“老反”、“老头”都有，因为这单位都是这样的人，互相间的玩笑而已。陈禄渊在陶副站的唯一工作就是写字，几乎每天都有字写。因为丁蜀镇他的字最好，他实际上承担了全镇的写字任务。当时是“文革”时期，街上的大标语要他写。全镇许多单位的招牌，镇上各种会议、活动的横幅都要他写。戚鼎华回忆，省陶瓷批发站，丁山的陶都饭店、车站饭店、糖烟酒公司、工商所，几个陶瓷厂等等，都是他的字。当时在大街上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大字标语，戚鼎华帮着在墙上刷纸，陈禄渊用大笔醮墨书写。在原来丁山造船厂的摆渡口，有一年陈禄渊写的“庆祝国庆”四个大字，一米五见方，写得特别好。

    戚鼎华中学毕业后，在丁山工商所工作，1981年参军。新兵入伍，会被问以前工作及爱好和特长，这样戚鼎华当上了连队文书。于是，师、团的横幅、标语都由戚鼎华写，全师都知道有个新战士书法很好。

    一次，天津市书法家到部队慰问，其中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会长、以魏体书法闻名的孙伯翔，看到部队欢迎横幅上的魏体字，很惊讶，就问：“你们横幅上的字是谁写的？你们部队还有人能写魏碑？”陪同的部队政治部主任说：“一个小战士，南方人”“南方哪里的？”“不知道，他就在这里。”赶紧把戚鼎华叫过去，戚鼎华说宜兴人，孙伯翔说：“宜兴是个好地方，出小泥壶。”又说：“我也能写魏碑啊！”于是政治部主任说：“这样吧，小战士你带去培养培养，你收个徒弟吧。”孙伯翔说：“好啊！南方人嘛，互相学习。”就这样，孙伯翔成了戚鼎华的第二个书法老师。孙伯翔也知道陈禄渊，称他是“中国魏碑第一人”。

    这样的故事，在戚鼎华部队期间，还有很多。部队几年，戚鼎华结识了许多天津地区著名书法家，参加了多次军内和地方上的书法展览和活动。他写的字，给了许多部队首长、以及中央领导、地方官员、外国来宾、港澳台客人等，可说不计其数。至1985年复员退伍，戚鼎华荣获三等功两次，总政治部命名全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标兵一次，军、师、团嘉奖二十四次。这样的军旅记录可谓辉煌。而一手新魏体书法，也定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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