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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20日 】  关闭本窗口

    陈其瑞先生是字体设计专家,曾参与主持了新魏体印刷字体开发工作的全过程。以下是他的来稿。在此感谢陈其瑞先生对本专题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新魏体字模诞生记

陈其瑞

    陈其瑞,字体设计师。1961年至1983年,在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上海字模一厂、上海照相制版厂从事字体设计工作。1983年至退休,任上海书店出版社书画编辑。

    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日报》推出了牟紫东写的长牟、扁牟等标题字体,《解放日报》有刻字工人姚志良的小姚体标题字,配合建国10周年纪念,《文汇报》也推出了俞乃风的隶书体,接着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在《新民晚报》也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爨宝子碑》的标题字。“文革”中文物出版社曾用集宋版优秀刻本《攻媿先生文集》中的字体来印特种珂罗版《毛泽东诗词》。这一切说明当时的报纸和出版物非常重视版面的字体效果。那时我们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活字室的设计人员,正热火朝天艰苦奋斗,进行着创业的初级阶段。我们历史性的完成了向中央提出的 “汉字印刷体与手写体统一的规范意见”,后被采纳通过。这是一件可与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相媲美的伟大创举。那时我们完成了宋一、宋二、宋三正文用字,以及后来被遗忘的康熙字典体。与之配套的黑一、黑二、宋黑等标题黑体也相继完成。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继续开发美化标题的新字体。这时我们已从印刷技术研究所“文革”中的“斗、批、散”来到了上海字模一厂画稿组。这些就是我记忆的当时历史背景。

    七十年代初,上海书法家胡问遂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要重视传统书法教育的文章,接着1972年在上海黄陂路原中苏友谊电影院旁的地方,举办了自1962年中断后的首次上海书法展览。这是经历了文革摧残后的第一个书法展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们作为印刷字体设计师自然也对此十分关注。展览会上我们选中了以写老魏碑楷书见长的一批书法家,他们是沈培方、杨永健、瞿国棣(都是写《始平公》一路的魏碑)以及周孝国(写《张黑女碑》,对他当时书写的鲁迅《惜花诗》印象最深)。接着就请他们写印刷字表上的字,排印缩小后做成版样,进行评比挑选,但觉得还不够成熟而作罢。而当时最受工农兵群众喜爱的是马路上、墙上到处刷毛主席语录的新魏体。于是我和张家声两人主持了这一新魏体的组织开发工作,从而开创了字模设计史上第一次请书法家写字模的创举。

    平时我上下班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贯穿上海东西马路),每天关注着两旁店家招牌及墙上的标语,对于上海的有关字体方面的一切信息都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就这样,我们发现了写北京东路“长城料器店”招牌的陈钟咏,他是东海船厂厂医,30岁不到的青年;商务印刷厂刻铅字高手侯殿华,文革中市级展览会标、展板书写新魏体的红人。我又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的创办人周志高(现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推荐了后来曾当过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张明岛、杨浦国棉十五厂的王宽鹏、中学教师周孝国以及轮胎二厂的韩飞青等。先请他们各写一批字样,经评选后,缩减到4人参加社会评比,他们是:韩飞青、侯殿华、周孝国、陈钟咏。而经过社会工农兵评选后,之前并不被我们同道看好的韩飞青因得票最多而被选中。于是开了介绍信,到轮胎二厂商调韩飞青来字模厂书写,时间是1973年与1974年间。

    1974年春我们又接受了中央的特急政治任务,要为毛主席印大字本,用36磅长牟体,因而展开三地设计师的大会战。由于我和张家声身兼新魏体重任,无奈只能留厂陪韩飞青一起书写。当时内部公布了印刷常用字表4050个字,一开始就按此表书写,直到完成全部简体常用字。为此字模厂还特意用毛边纸排印字模样本送人,封面还特意用瓷青色专用封面纸,中式线装,古色古香,人见人爱。记得印数极少,我当时只拿到两本样书,后来都送了人。现在谁如能淘到此宝,一定是一件美好的收藏。

    还要说明一下,最好的书法家写标准楷书也不见得全副汉字都能写得好,通常书法家最拿手的字不过3000多个,且还有各人的造化而异。韩飞青也不例外。我和张家声就担当起把关的职责。虽然他是书法家,我们不能与他比,但凭着我们实干了那么多年字体设计的经验积累,也就毫不客气的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幸好我们的好意没有被韩先生误解,他都能虚心接受,一一重写。到后来,我们在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干脆动起了剪刀和浆糊,因为有时重写一个字不见得能完美再现某一笔画,每一个精彩细微处都是在瞬间不经意出现的,这是毛笔书法的特点。所以有时为了一捺太长而重写,还不如干脆动刀剪除去一点多余的部分,粘接起来更合适。因此,在这副字的原稿中,还可以看到我和张家声“动手”的记录。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真要对韩飞青先生说一声对不起。好在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对得起后代,应该对这副字负责。

    我在完成了这副新魏体的1976年也就离开了字模厂,转入“冷排”时代的照相排字机字模的生产。八十年代后期,“冷排”进入了鼎盛时期,照相字模版上到处都是我们设计的铜模字体,原稿都被无偿的移植进了照相字模版,以后又无偿的进入了电脑字库。韩飞青的“新魏体”自然不会遗留。因为最初只有4050个字,还要补写2900个字,加上繁体字也要补写,所以总共要补写五六千个新魏体字。

    说到他的稿费收入,1974年字稿完成,我们进行了讨论,结果4050个字分文未付,原因是处于“文革”中,“稿费是资产阶级的”,也被打倒了,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不足为怪的。但是人情上总得要意思一番,于是由我到朵云轩挑了一件日本印制的《昭和法帖》,时值人民币60元,就这样给了他了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字体设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电脑的的运用和网络的发展,汉字字体进入了电脑字库。尤其要提及留美华人黄克俭,回国后,他投入了中文字库领域。当时他发现了我们,称我们是国宝级人物,召集了一批字体设计专家,开发华文字库。经他努力,微软Office2000选购的12套中文字体,其中10套就是出自华文字库。

    这里再补充说一下周华金的新魏体。新魏体在“文革”中是最热门的字体,当时上海滩写的最好要数上海铁路北站的周华金。那时北站设立的毛主席语录牌最为耀眼、最受瞩目,也许是地处进出上海的繁华地段,但主要是字写得好,红底白字的语录,制作之精良、笔画之挺括光洁,是没得可说的。我们特意请钱震之拿了所里最好的德国潘德康照相机去拍照,复制成学习参考资料。既然这样好,字模一厂为什么没有请他?因为远在此之前,文字六〇五厂(原上海字模二厂,内迁湖北省丹江口市后改名)已经请他写字模了。出于同行不能挖墙脚,只能放弃他,另外物色人选。后来我们的新魏体工作进展相当顺利,1974年字稿完成后就刻制铜模面世了。而周华金书写的新魏体字模,据说是因为“文革”中他受到批判而被搁置了。